第九章 公元311年 笔者总结9（2 / 4）

‘魏晋南朝’也出现了类似春秋时期的一些特点，贵族力量大。皇权不张。贵族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皇权的*。但是他们的‘制约’靠的是自己的力量。他们在小范围内尤其是庄园内也拥有一定的*，而且在社会上带有普遍性。其实质是皇权在底层人民的管理上让权于庄园主。他们的管理更加‘人治’，残酷。民众更苦。

这一时期也有好的一面。在学术上也出现类似百家争鸣的情况。虽然两晋以儒教为国学，可是很多新的新的思想发展起来；甚至北方的胡人政权也多次重申儒学在社会意识形态中的支配地位，但是其它学说还是发展起来。这一时期是不可能出现意识形态的管制。原始的自由思想，由于更符合贵族的利益。而被广为传播。宗教也开始昌盛。在西方这个时期，也是这个表现。

在中国的士族社会中，炼铁和农业技术高速发展。因为炼铁和农业是士族立家之本。‘越名教而任自然’的嵇康却钻到炎热难耐的炼炉房监督炼铁；多次婉拒朝廷封官，被宣传为道德高尚的大天文学家虞喜却侵占土地，隐瞒人口。

这是一个炼铁、农业技术高速发展的时代。

大庄园主买断了矿山。多造一块铁就能少用一些‘要吃饭’的劳动力。他们贪婪渴求农业科技的进步。在特定情况下，有需求才会有科技的发展。由于农具的简陋，士族要把大量的精力用在调配生产上，所以寻找最佳的炼铁方法，成为他们的当务之急。从东汉士族社会建立起，他们成为‘炼钢’的主力。各种炼钢技术快速涌现，快速通过从“块炼法”到“百炼钢”，到“炒钢法”，到“灌钢法”的历程。西方（包括埃及）比中国早进入农耕时代，他们早早掌握粗糙的‘块炼铁’技术。从东汉末至魏晋南北朝三百年的发展，到北魏时中国炼钢术超越西方上千年。为进入小农社会做好了技术准备。

有人说两晋、南朝皇权衰弱是因为没有秦皇、汉武这样的强权皇帝。说出这话的人就是没有清醒理解这个时代。士族政治下皇权必然衰弱。就像‘春秋时代’，你想让东周天子中出一个秦始皇似得人物是不可能的。

在这种贵族拥有力量的社会现实下，不可能出现强大的中央集权。就像春秋时期最有作为的晋、齐两国。在世袭贵族还没有没落之前，晋齐的强大的最终结果却是提前‘亡国’（三家分晋，田氏代齐）。由于封土政策，国家强大的后果是贵族更强大。

不世袭贵族强大之下，也不可能出现强盛的*集权。

起自流民的刘裕一朝也不能改变士族统治。刘宋得到南朝江山之后，为了防止再次产生与士族门阀共天下的局面，不仅又回到亲王督军事的老路上来，还对士族下手狠辣。这样，在老皇帝死后，往往又迎来一波西晋“八王之乱”式的动乱。皇族在每一次继位战中，都血拼到底。

皇家亲王督军权，使得皇家在继位问题上老是血腥的兵戎相见。生死决战。几代下来，就像西晋一样，皇家人物凋零，最终不得不请士族插手。

士族以近乎疯狂的渴望，推动钢铁技术的大发展。当锋刃镰刀横空出世，士族终于不用关心家族生产了。只要坐在家中喝茶、清谈就收到粮财。他们却悲催的成了真正的社会寄生虫。（西方贵族因为地中海的温柔，通过海运和贸易保留了生机。这两项非常依赖技术人才）

而后世，小农社会兴起之后，家族力量衰亡。像秦桧，张居正这样的权臣，也无法威胁皇族。因为他们不能把大量的子侄安排到重要位置上。社会已经没有那样权势的家族和制度。

刘宋建国不到60年。共有九位国君。因为最后一帝（也是被杀）是萧道成的傀儡，我们先把他排除，单说另八位，出了三个废帝，五帝被杀（含三废帝）。比西晋更加惨烈异常。

这样，从统一的西晋开始，汉人王朝进入亲王督军，则天下乱；士族崛起，则“共天下”的恶性循环之中。

这一时期社会的大多数特点都围绕着‘组织农业’展开，当士族鼎盛时。他们的部曲也可以随时转变成军队，从而形成类春秋的一种社会模式。这再一次说明，不管是西晋，还是南北朝的血腥，他不来自于统治阶级自身的凶蛮。而来自于社会，因为社会没有一个最有力量的团体。

所以不能把八王之乱看做晋朝的一个政治失误。他是社会状态在政治上的正常‘表象’。否者无法理解整个两晋南北朝几十个政权几乎都是这个样子。只有一个东晋除外。

东晋例外的原因恰恰是，过江之后，皇族的兵大多牺牲在江北，其依靠士族私兵建国。东晋成为士族联盟。在士族无法折服其他大士族的情况下，皇帝成为他们推出的一面维持团结的旗帜。就像春秋五霸一样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