第十六章 公元318年 东晋建 ，前汉亡 08（2 / 3）

当然。庄园经济彻底败落有一个很长的过程，历史学家们认为他们彻底灭亡是在唐末，但是庄园经济在隋朝时已经不再在中国占主体地位，这也是为什么唐朝开国对传统几大士族并不感冒的一个主要原因。

中国在从贵族社会向小农社会演变中，除了科技起到的主导作用外，其次就是政府的作用。一个大庄园必定要有法律特权，否则其无法生存。而动辄几千上万人的大庄园对社会稳定也起到一定的破坏作用，政府在消除他们的过程中，保护了小地主自耕农的利益，这使得社会向公平一面转化，社会公正进一步建立。

在这一过程中有一个奇怪的现象，那就是随着小农经济的建立，孟子的地位越来越高，当小农经济在宋朝正式建立以后，孟子获得了仅次于孔子的地位。

只有在社会贵族制被破坏之后，科举制才能建立起来，因为贵族要退出自己的利益代表人，他不会容忍科举制度产生。这便是西方和日本没有科举制的原因，同样科举制的成熟，更进一步削弱了贵族的地位，使父子宰相、兄弟宰相不再出现，更不会再有四世三公那种现象。社会没有贵族，没有人再有以家族权势影响国家的能力。所以从宋朝之后，任何权相（包括秦桧和张居正）都没有篡位的可能。因为他们失去了王莽、杨坚那种动辄几十位子侄替他们管理朝政的社会现实。

在这个篡位的过程中，只有他们的亲戚们最配合。因为他一成功，他的子侄们就会成为世袭王爷，而他的同盟者则没有如此强的愿望，因为他们没有利益上的质变。这就是袁世凯想当皇帝，连他的北洋三杰都反对他。

可是政府的无为是动摇法制的根本，庄园主们的管理更加不法制。看似更放达（自由）的体制，使人民受到的压迫不是小了，而是更大了！贵族执政社会看似‘自由’一些。却严重打击社会公正。贵族最需要的不是人，而是劳动力。贵族最需要的不是人，而是劳动力。他们把人看成‘劳动工具’。他们不关心庄园内人口培育，因为这样‘造’出来的工具成本太高！购买或者直接‘抢’最划算！士族社会买人、抢人，比养人划算，是士族社会模式下人口增长缓慢的一个原因。

西方在罗马帝国时，人口超过东汉，可是他们在一千大几百年里，没有走出士族社会。所以，到了中世纪，全欧总人口比中国少了不止数倍，相当于中国宋代时，宋代人口上亿，而欧洲最大国神圣罗马帝国，本国人口只有大几百万。

到1754年（清乾隆年间）的欧洲七年战争时期，欧洲大陆贵族耗尽了他们的最后一滴血，欧洲大陆随后进入大革命时代。战前欧洲人口少的可怜，德国二百多万，英国四百来万，法国和神圣罗马帝国（奥地利）也都是七、八百万人。自大革命以后，人口才大量增长。

贵族统治最终还将出现一个可怕的后果。贵族管理成千上万的部曲，不可能用儒学（儒学是‘先学后信’）；而只能用宗教。宗教是先信哲学，先信了上帝万能，后面就好蒙了。所谓‘神奇之化易,仁义之功难’。这事被世界史所证明了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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因此，中国进入小农社会，相对于西方的贵族社会保持了一定的公正性，为了不使贵族重新崛起，包括儒学、包括选举制、包括法律都向公正倾斜，不允许社会出现豪强，不允许社会出现大的社会组织和集团。在世界的政治历史上，只有以中国为代表的东方，曾经彻底的杜绝了官二代，这一点上令人叹为观止，至今惊呼。

西晋法律开创的‘杂抵罪’，就是在法律上有效的偏袒了庄园主。没有这个“杂抵罪”。士族将很难管理庄园里的部曲、客和佃户。就是说，庄园主命令人打折部曲一条腿，人家只会被罚款。这对部曲来说。形成合法的庄园内恐怖，有利于庄园主组织、调配生产活动。

在庄园体制下，士族世代掌握国家生产的命脉，有了向皇家讨要更多特权的资本。新的更有利于维护士族利益的思想孕育而生了。玄学是其中的代表。

在中国，当生铁镰刀普及和新的农艺出现，农民可以以家庭为单位完成生产。士族只用坐在家里喝茶，派人收租即行。这时候在朝廷眼里士族截留了税赋；在农民眼里士族多剥削了一份财富。这时候士族成为真正的寄生虫。朝廷不待见他们。农民厌恶他们。他们怎么立足。社会不再需要他们。一个事物的消失，一定是社会不再需要他们。

简单的说，随着社会科技发展。农业生产不再需要组织、调配，自耕农，中小地主，成为国家赋税的主力。社会也就没有两晋大地主生存的土壤。庄园经济不能提供更多的赋税。而庄园主、大集团大组织的特性又威胁到社会稳定，所以从北魏锋刃镰刀普及以后，历代朝廷都逐渐减少他们的特权，致使庄园经济最终彻底败落。

比如在明清，一个地主要管几千到上万人，是不行的。管得松了，大锅饭会“翘工”，管得严酷了。地主违法了。你打伤一个就被县官扔进大牢了。即使是佃户，地主对这些人没有‘行为’上的管理权。